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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广州长堤全线竣工。这条位于珠江北岸、东起川龙口（今东川路附近）、西至黄沙的江堤，全部由花岗岩筑成，堤上马路结实宽阔。从广州城外横穿而过，一端通往广九铁路，一端连接粤汉铁路黄沙站，沿堤又设9座大型码头和形形小码头，将铁路、公路和水路三大运输系统畅通无阻地勾连起来，为广州城市近代化立下了第一座里程碑。
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开展拆城筑路市政建设，拆除旧式城垣，拓展了广州城市建设空间。1921年，陈炯明、孙科等参考美国城市管理制度和模式，成立了广州市，孙科为首任市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制市，为后来国内别的地方建市提供了范例，也标志着广州从中国传统城市迈入了近代化城市序列。
这一年中法战争从陆地延伸到海上。法国舰队先败南洋水师，又于1884年8月在马尾海战中大败福建水师。1885年3月，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中法议和，最后于6月9日签订《中法新约》，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张之洞从战时状态中脱离出来，开始着手整顿两广政务。
张之洞在山西担任巡抚的时候，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相识，受其影响，渐渐从清流派转向洋务派。中法战争中国虽号称“不败而败”，但坐镇前线的张之洞其实心里明白，两国之间实力悬殊，仅仅一两次战事胜利无法扭转战局。要想强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西方，兴办洋务，“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
经过通盘考虑，张之洞在广州规划了一整套新建设规划，范围涵盖教育、军工、实业和经济领域。他列出一长串待办清单，如整顿广州机器局、建造石井枪弹厂、枪炮厂、炼铁厂、织布局、机械制造厂、船舶修造厂、火柴厂、电灯厂，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和广雅书院新式学堂等。
广州城外珠江沿岸因有水运之便，历来为传统外贸所在地，在清代广州一口通商时代繁荣非常，但由于两次战争失利，其贸易地位也在19世纪中期被上海及香港取代。张之洞的新建设规划，未尝没有复兴广州商贸的意思在内。然而当时的广州城已经没有多余空间办实业和工厂，于是张之洞将目光投向了城外近郊和珠江北岸清代以来新淤之地，对沙面尤其感兴趣。
沙面原是西关南面珠江泥沙淤成的一块河滩，后辟为租界。英法两国按照近代城市的格局对其进行规划，采用网格法划分地块，兴建堤岸、教堂、领馆、住宅、公园等，道路井然，空间舒展，整齐美观远胜广州城，不仅吸引各家银行、洋行入驻，还将旁边的沙基商贸也一并带旺。可以说沙面的开发建设成果为未来广州城市近代化提供了一个参照物。
1889年3月，张之洞决定效仿沙面在珠江北岸建造堤岸，其目的一是为了消除水患，二是对北岸新淤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和利用。在张之洞的规划里，筑堤绝不只是水利工程那么简单，发展商务的重要性远甚于消除水患问题。他在筑堤的具体措施中如是说：“修成之堤一律坚筑马路以便行车，沿堤多种树木以荫行人，马路以内通修铺廊以便商民交易，铺廊以内广修行栈鳞列栉比。”“铺廊”即是骑楼建筑，张之洞将长堤的功能分为“行车”-“行人”-“商民交易”三个层次，构建出一种开放而富有活力的街道空间模式——骑楼型街道模式。这种模式被认为在推动广州近现代城市和商贸金融发展方面有重大作用。
1889年10月，长堤首段天字码头段修筑完工。这条长约800米的堤岸是广州历史上第一条近代化马路，道路宽平洁净，沿堤遍植绿树，商铺鳞次栉比，气派非凡。张之洞还在堤前建造了官轮大码头，前泊兵轮，后停小艇。天字码头段长堤成为当时广州的水陆枢纽，强劲的发展势头直接对广州城内的老牌商业区西关造成了巨大冲击，导致西关的房租地租一降再降。
开局极佳的长堤修筑计划在1889年张之洞调任两湖总督后骤然停工，直到十年后才凭借粤汉铁路的修建趁势重启，又花了十年时间先后筑成长堤黄沙段和南关段。1910年7月，长堤最后一段沙基段正式开工，其间经历清政府倒台、广东军政府成立等事件，工程开开停停，直到1914年才修筑完毕。
至此珠江北岸的长堤全部竣工。骑楼商铺沿着长堤伸展，带来了繁荣的近代商业图景长卷。不过，这幅长卷还缺最后一块拼图——新堤大马路。在过去的千百年间，珠江中有一块巨型的白垩纪礁石，被江水日日打磨宛若浮珠，故名“海珠石”，据说珠江得名亦来自于此石。海珠石自古便是广州的象征物之一，历代“羊城八景”中，海珠石往往名列其一。海珠石一带风景虽好，但这段江面遍布大小礁石，江水湍急，十分不利于通航。1929年，国民政府广州市当局为发展城市计，决定填埋海珠石、炸掉江中礁石。工程范围西起今人民南路西濠口，东至今起义路南端，历时三年，填出大片土地，将原本在这里呈弧形的江岸拉直。南关长堤西堤段因此退缩为内陆，它南面这片新填地被命名为新堤大马路，后于1981年更名为沿江西路。
尽管修建长堤的时间跨度很长，但由于引入了新型的土地开发模式，并按照近代化商业街市的功能格局进行规划、建筑和管理，再加上构建出便捷的水陆交通网，使得它具备极高的商业经济价值，每每筑成一段，必定引发争购狂潮，先是广州商人，然后是海外归侨、民族资本家，最后连洋商洋行也纷纷入驻长堤，抢占“金滩”。
自20世纪20年代起，很多中外企业选择在此建立它们的广东乃至中国大本营，各种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酒店、百货公司陆续现身西堤，其中以银行和保险业尤盛，官办、商办、外资皆有，如中央银行、广州市立银行、金城银行、嘉华银行、渣打银行分行、友邦保险、美亚保险、泰山保险、四海保险、联邦保险等。同时，随着近现代酒店业和百货业的入驻，一幢幢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渐次拔地而起——新亚大酒店、新华大酒店、中央大酒店、爱群大厦、城外大新公司、先施公司等，它们作为标志性建筑，共同勾勒出广州第一道近代城市天际线。
时人形容长堤“坊港纵横，货物如炽”，各国政要、使团来广州也多选择在此落脚。长堤渐渐成为当时广州的CBD，缔造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屹立近百年而不倒。
尽管修建长堤的目的是为了提振广州经济，但事实上长堤的崛起却是以广州内城的衰落为代价的。在修筑长堤之前，广州主要的商贸区集中在西关以及内城城南紧靠城墙一带的街区，随着长堤渐次筑成，交通带来的巨大红利使封闭的内城劣势愈发明显。如同长鲸吸水般，长堤把城内大量的人口和资金吸引到城外，使得作为城市中心的内城连续数年人口外迁，店铺商户接连关张，经济一蹶不振。当时广州的地价和房租，从城外向城内依次递减，价格最贵的商铺位于长堤、西关、花地和芳村一带交通便利之处，次一点的是城门附近的新城，最便宜的是内城中心。为了振兴内城经济，开拓财源，政府当局决定效法长堤的开发建设模式，重建内城。
重建内城的具体办法是拆城筑路。拆城即拆除城墙，目的是打破内外城的物理隔阂，扩大城市空间的延展性；筑路则是修筑新路、拓宽旧路，以解决内城的交通梗阻。清末的广州，给外来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拥堵。一位外国人这样描述广州：“街道很窄，有轮子的车不能通行。外地人第一次路经这些狭窄而拥挤的街道时，总体上会产生一种畏惧感。”事实上，早在1902年岑春煊督粤期间，其手下温宗尧就已经提出拆城筑路计划，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实施。
岑春煊之后，两广总督周馥和广东军政府都督陈炯明都曾先后提出广州城建计划。陈炯明甚至明白准确地提出效仿美国城市制度建立广州市，还设立了工务局，准备将城墙拆掉改建成大马路，同时改造内城道路，逐步对城市进行重新规划。这份规划十分具体，可行性亦颇高，但遗憾的是，广东军政府不久后便落入封建军阀龙济光之手，随后又被桂系军阀陆荣廷把控，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政局动荡不安，城市建设规划不得不搁置。
1918年，为增加财政收入，广东省财厅决定拍卖“官产”（被抄没充公的无主或罪民产业）。位于长堤和西关一带的官产顺利地被抢购一空，唯独内城官产乏人问津，哪怕多次刊登广告，甚至以抽奖的形式进行促销也根本卖不出去，财厅不得不重新将内城道路改造提上日程，从一条巷子的改造开始。位于财厅西侧的库厅巷有不少官产，财厅一直想把它们卖出去，无奈交通条件太差，始终卖不掉。于是财厅在这里新开了一条宽二十尺的新街，可以从惠爱街直通司后街，一举解决了交通问题。新街建成后，官产很快便售罄。
库厅巷的改造成功无疑为急于开拓财源的广东省财厅提供了一条新思路。1918年10月，财厅厅长杨永泰联合警厅厅长魏邦平成立了“广州市市政公所”，计划重建广州内外城。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拆除包括大西、太平、大东、大南、归德、文明、五仙、靖海等在内的十五座城门，全面打通城内和长堤的交通。
位于广州长堤沿江西路上的爱群大厦是在1937年落成开业。（@Hobin-MK813/图）
1921年2月15日，在将桂系军阀驱逐出粤后，广东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广州市，其办公所在地广州市市政厅就设在长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制市，标志着广州正式步入近代化城市序列。广州市市制的设立参考了美国城市的市政体制，体现出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服务的特征，这为广州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舞台，逐步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在广州市市政厅的管理下，围绕着长堤工程推进而逐渐铺开的城市建设开始了。大段城墙被拆掉，道路交通网被重新规划改造，一条条整齐规整的骑楼街从长堤扩散到城内，停滞多时的城市再度运转起来，朝着近现代城市飞速演进。从1921到1927年，广州共修成马路57公里，这些宽约15米，采用新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修建成的路平阔顺畅，被称为新式马路。到了1936年，广州已拥有新式马路138.8公里，它们与长堤共同构成了广州现代化交通路网的雏形。随着城市的破茧成蝶，广州与长堤的爱恨纠葛也就此化解，成为历史。
现在我们说的长堤指的是长堤南关段的西堤，西起人民桥，东至海珠桥，包括沿江西路和长堤大马路。一百年前，这里是广州最早的CBD，集中着大型银行、金融机构、贸易公司、高级宾馆、百货公司、高端酒楼和豪华影戏院，地位如同今日的珠江新城，繁华得十分纯粹。然而，如今踏入长堤，你很难再对它进行确切的描述与定义。尽管很多华丽精美的骑楼建筑依然存在，但已失去了昔日的金贵气质，变得气息驳杂——无论愿不愿意承认，长堤的荣光终究是渐渐地逝去了。
曾经，长堤的出现是未解决古代广州的城市和经济发展问题，但随着现代广州慢慢的变大，它也变成了老城区的一部分，当年困扰广州内城的发展问题如今同样成为困扰它的问题。长堤的兴起和衰落都是城市发展的结果，这不是断崖式的巨变，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长堤大马路318号“铧厦商业中心”，是一座外观很普通的商厦，倘若行人留意一下建筑铭牌，或对与之相邻的“东亚大酒店”知道，就会赫然发现，这里是中国近代“四大百货”之一先施有限公司环球货品粤行（以下简称先施百货）的旧址。
先施百货由马应彪创办于1900年，是中国近现代百货业经营模式的鼻祖。先施百货还打破中国传统百货销售只有男雇员的传统，率先雇佣女售货员，而第一位女售货员，便是马应彪的妻子霍庆棠。
1914年，长堤大马路的先施百货建成开业，这是内地首家现代化百货公司，由四幢六层高楼组成，面街并列的两幢为骑楼，东边是主楼百货公司，西边是东亚大酒店。1976年，更名为“妇女儿童百货商店”的先施百货主楼毁于一场大火，1984年在原址重建的大楼，就是如今的“铧厦商业中心”。先施之名随着那场火——或者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被人渐渐遗忘。
在“铧厦商业中心”东侧，有一条名叫“连珠街”的小巷弄，顺着巷弄往里走大概50米，能够正常的看到一道有着卷草纹拱顶的石门，门楣上写着“先施二街”，门内又是一条很窄的小巷，通向“铧厦商业中心”和海味干果市场的后门。每一天，巷子里有不少拖着平板车运送海味干货的伙计来来往往，谁也不曾对小巷两边昏暗破旧的居民楼多看一眼，这两栋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的楼房正是先施百货的附楼。
一个午后，我进入先施二街北侧的那栋楼一探究竟。同所有的老建筑一样，楼梯逼仄黑暗，借着从每层楼道口透入的微光，依稀看得出当年的精致：地面上铺着彩色地砖，台阶镶着护沿的石条贴边，刷着红漆的木制护栏扶手刻着流畅的弦纹，被打磨得十分光滑。这是当年先施百货高级职员的宿舍楼，如今依然住着形形的人。
粤海关设立于1685年，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海关之一，图为长堤上的粤海关旧址。（@Hobin-MK813/图）
如果说先施百货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落幕，那么广州电影院则参与和见证了长堤的繁华与落寞。广州电影院建于1936年，其时长堤大马路一带已经存在着明珠影画院、海珠大戏院和中华戏院，资格老，名气大，但广州电影院硬是凭借独树一帜的园林式影院风格后来居上，成为广州首屈一指的大影院。
2021年岁末最后一天，我第一次到广州电影院看电影。影院里头十分冷清，门可罗雀。那个场次只有我一个观众，检票员对我说：“随便坐。”走进放映厅，我一下子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首先是银幕很大，足足有16米宽，据说是1990年代南方最大的电影银幕，直到今天还能秒杀很多中小型影院。银幕前的一大片空地是“园林式影院”的得名由来，一直保留着以花木奇石营造室内园林的传统，只是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都搬走了。
电影散场后我与检票员闲聊，或许是难得遇到一个肯倾听的观众，她谈兴颇浓。她说直到八九十年代，长堤还是广州的商业中心，广州电影院也依旧是行内默认的一类影院，拥有首轮放映权，有新电影上映时常常一票难求。
2000年之后，广州的经济中心逐渐向东、向南转移，曾经被老广州们视为“乡下地方”的天河和河南地区一跃成为“新贵”，珠江新城、天河商圈以及之前的环市东商圈的崛起，逐渐分去了长堤的“流量”。检票员在十几年前入职，正赶上广州电影院最后的辉煌。那时长堤大马路还以酒吧一条街著称，客流可观，放映厅几乎天天通宵放电影。
后来，酒吧、KTV等娱乐业态渐次退出长堤，电影院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羊城电影院、海珠大戏院和西濠电影院陆续关门结业，唯独广州电影院还在苦苦支撑，如今还留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过三四人，打理着这1200平方米的空间。“酒吧搬走之后，人也不来了。而且这附近都是批发商业市场，住宅区太少，就更没什么观众了。现在我们主要的客人，就是像你这样的游客，以及猎奇者。”她站在影院门口的阳光里，笑着对我说，有一点点寂寥。
粤海关大楼被广州人昵称“大钟楼”，是老广州人心目中的城市地标。（@Hobin-MK813/图）
2012年，广州市政府、越秀区委区政府决定在长堤大马路打造民间金融街，希望能够通过发挥长堤传统金融中心的优势，突破老城发展困局。成立之初，金融街就引入了四家银行和110多家金融机构。
可见，从某一种意义上看，现代人对长堤的期望与百年前一样，为了寻求破局，将一条街与旧城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尴尬。十年过去，规划中的目标并没有全部实现，长堤呈现出混沌杂乱的业态结构，比金融更加广为人知的是这里的服装、电子科技类产品以及海味干货批发商业市场。复兴长堤依旧任重道远，但长堤，没有尾声。
